“植物人艺术唤醒项目”的缘起／疑问
“植物人艺术唤醒项目”的起源,也许要追述到一个普通人,一个艺术家面对疾病,面对现有医学系统提出的很多疑问 ......
在 2009 年以前,医学在年轻的我和夏维伦印像中应该是非常先进的了。直到 2009年底 , 我的先生夏维伦因突发面部癫痫,几经转折,被确诊为脑胶质瘤二级,且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正如大部分人那样,在一开始入院的日子里,我们相信 科学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只是一个手术嘛。但接下来,我在做手术前才被告知,这 是一个风险极大会导致瘫痪的手术。我上网搜索了所有可以查到的医学治疗方法,发现没有一条路是可以无伤害治愈的,甚至连病因,医学都无法清楚解释。
后来,按照所有人都会做的努力,寻找了知名的医生做手术。但手术中出现的小意外,导致了术后偏瘫。在夏维伦术后右肢不能自控,说话不清的时候,虽然医生告诉我们会渐渐好起来,但同时也阐明成年人的脑功能是很难重建的。而手术切除有限,术后一系列并发症可能出现,剩余肿瘤也有可能复发。此时,我才知科学有限,人力有限。
在神经外科医院住院时,我每天让住院的日子快乐一些,逗他说话、给他做好 吃的、找故事给他听、晚上睡觉还给唱歌,他也乐观的努力每天吃好睡好。医院 也有很多家人愁眉苦脸,无法调节自己的情绪,也无法很好地带领病人的情绪。毕竟来这里的都是大病,病人家属和病人都有很大心理压力。医院为什么没有帮助大家调节情绪的心理师呢?好的情绪不是可以恢复更快吗?
旁边床上躺着一个植物人,已经住院一年了,形容枯槁,眼睛白天就直直瞪着,病人的姐姐也陪着住院了一年,熬得很憔悴,将医院当做家。老母亲眼睛不好,还每天坐地铁来送饭。已经过了唤醒的最佳时期,每天的很多物理刺激治疗也只是家里不希望放弃的重复,花费昂贵,并无太大效果。家里人也会偷偷请法师来做法。姐姐每天定时给他听收音机,也和我讲讲他过去的故事。医院为什么如此单调?我想, 就算是正常人,在医院单调的环境下,住一年估计也会病,何况是生命力如此微弱的人。他既然可以听和看,为什么没有了解记忆、心理、情感的专业人士为他定制一些视听的刺激方案呢?总比无目的听广播看电视要有效吧。如果有专家建议
给他听一些美好的有疗愈作用的音乐呢?老母亲如此悲伤,又信佛教,如有可靠的宗教人士来引导她也可以释怀一些,此时引导人消解苦难的宗教在哪?
后来我们出院了,转入了康复医院。每天定时重复的进行康复训练,慢慢有很多问题出现了:康复科里只有物理治疗,而偏瘫病人往往对突然的偏瘫心理上难以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将身体和心理一起治疗?积极的情绪应该会带来更理想的身心恢复机会。
夏维伦非常讨厌做言语治疗,因为治疗师每天都让他读一些很无趣的重复性文 字,唱一些很落伍的歌。夏维伦说,我说话不好使了,脑子又没坏,干嘛拿这么弱智的东西给我读,所以后来他自己读高尔基的《海燕》。康复治疗师因为只提供物理治疗,加上中国的教育普遍缺乏人文素养,因此即使是面对活人的治疗很容易变成机械的重复,而这种机械的重复加上脑康复的长期性和见效慢,很容易让病人丧失兴趣、信心。有一位年轻的男性病人,大学毕业刚工作没多久,就因脑伤导致瘫痪,情绪非常沮丧,每天康复都像是无谓的拖着皮囊完成他人安排的任务,也不和人说话。父母陪着,也没有开解的办法,只能陪着叹气。我难以想象这样的一家人,缺乏积极乐观的性格,又没有专业的心理引导,年轻人回家后会是什么情景。但康复科这样的病人很常见。
在夏维伦术后并发症严重时,国内最好的几位专业医生给出了最后的答复,所有的医学方法,吃药、放疗、化疗有减少让肿瘤复发的可能,但不能保证,同时还会带来很大的身体伤害 ,也难估计后果。我开始重新思考生命力这个问题。
有一天,我看到一棵树,在下面树干部分长了很大一个瘤,但树虽然因此歪歪倒倒的,却长得很大。生命力是一个复杂变动的东西,它的发展并不是任何仪器能够准确预测的。肿瘤,是因为身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而导致无法消解变异有害的细胞,即便国内最先进的免疫疗法,也只是将一些有免疫能力的细胞注入人体,成功率低,收费昂贵,对极少数疾病有效。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免疫系统是一个身体自带的复杂的系统,它的平衡运转不单单靠几个化学细胞,它与人的情绪、睡眠、饮食、信心、呼吸、空气质量、运动、意志、爱和希望、周边关系、求生愿望等等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包含了人的物质和非物质层面的因素,如果不调动起来,岂是几个化学细胞就能保证修复的?而当整个身体系统出现问题时,我们当然可以切掉问题表现出来的部分—病灶,但我们如何减少问题再出现的可能性?有没有地方能提供这些关于生命力修复问题的专业综合指导?没有。
西医完成了它可以完成的部分,但对生命力这样复杂的问题,必须要更多的学科一起来回答。 当医生宣判后,如果我们以等待死亡到来的心来生活,那死亡也许会加快脚步到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夏维伦一边康复,一边和我一起进行艺术创作,并慢慢学习从日常生活中体会人生意义,学习一些提高自己身体感知的方法。身体慢慢变好,并发症也慢慢减少。生命力犹如一种复杂的动力系统,它因人而异,需要个体耐心的去感觉它,需要时间去驱动它,越是慌张挣扎,越是找不到反弹点。对它的把握,需要有一种如艺术创作般的审美节奏感。
2013年,我们共同完成了艺术作品《发生》,作品运用动画视觉与听觉语言,艺术化的手法让人重新去感知日常生活瞬间的意义,体悟世间万物生命力的流动不止。完成后,我们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清晰的浮出水面:
我们相信艺术对生命创伤修复是有作用的,但到底怎么起作用?
生命本体的精神性是怎样的?怎样由精神而到达物质?
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打破艺术家的个体局限,获得新的方法。经典意义上,科学是对关于“可观测现象”的知识的探索,从限定的基本原则下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的知识体系。而艺术也许正好相反,艺术大多是对于“不可观测现象”的知识的探索,最终以可感知的方式呈现,艺术的逻辑推理更多的具有“想象的逻辑”特征。但正是如此,二者可以形成对生命力研究的互补。科学方法可以看作是一种标准化、体系化、通过实验而获得“新知”方式。艺术方法通常是创作者的个人化、感性的、自然扩展的认知方法。两者产生知识方式和结果虽然不同,但科学可借鉴艺术的想象,尤其碰到无解的难题时;艺术也同时可以考虑借鉴科学方法,完成对世界的普遍认识,给个体化知识提供素材。由此,我们想到艺术方法的重新定义与实践比创作艺术作品更加重要,需要先行。
2013年底,我们为自己设计了一种有可能突破自我局限,突破艺术现有框架的工作方法:生命观测与猜想。由这里开始,一些新的知识开始冲击我们,当时我们开始阅读与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相关的文章、书籍,开始对人的记忆感兴趣,开始了解重度抑郁症的心理世界;我们打破以前的朋友圈,接触到一些新的领域的人:戒毒所心理医生、神经外科医生、心理分析师、禅修者、特殊儿童教育者,我们好奇的走进他们的领域,也向他们介绍当代艺术,邀请他们看艺术展览。美术馆的现场体验也激起了他们对艺术的好奇,希望寻求艺术与他们领域的合作,参与具体的生命实验。终于，2014年8月，广州军区总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打电话给我，说他植物人促醒中心的同事对艺术唤醒感兴趣。我们与植物人促醒中心副主任谢秋幼见了面，他很认同我们的想法，我们也很认同他“实验没有对错，得到什么就是什么”的态度，双方开始工作。
文：吴超
